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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位北大人的故事:她放弃保研北大选择留学他的母亲是老师

发布时间:2019-06-17 02:10

  每个北大人,都有着自己与北大的故事。有人做过北大图书馆馆长,有人成为学生媒体记者,有人是说唱歌手,有人在学生会工作,还有人,父母在北大做老师,而他们则成了北大的学生。今天的1故事,带来他们的北大故事,与家有关,与精神、勇气、成长和热爱也有关……

  林被甸,北京大学1963届毕业生,1993—1999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曾任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掐指一算,我和北大图书馆的缘起,说起来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了。当初校领导就出任图书馆长一事征询我意见,我正处在教学和科研的兴头上,没多想就回绝了。

  后来导师罗荣渠先生讲了这么一番话,改变了我的想法:“图书馆对北大太重要了,对国家发展太重要了。个人做学问少写一两本书不要紧,要是把图书馆办好了,那是对北大、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概括起来,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最重要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外壳”——盖新馆,二是“内容”——承建CALIS项目(China Acedemic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ystem,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可以说,这也是北大图书馆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我认为,优良学术传统始终是北大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这种优良学术传统,也浓缩在北大图书馆发生的故事里。

  一天早晨,我到图书馆上班,只见南大门被毁,玻璃碎了一地。工作人员边扫边对我说:“今天开馆时,大门又被挤破了!”我从历史系调任图书馆工作不久,就多次听说大门被学生挤破的故事。

  发生这样的事,图书馆的对策是提早开馆时间。从原定早晨七点提前到六点半,这就需要六点起床赶来排队。原以为提早开门,早来早进,可以分散人流。可是,事实上无论你开馆多早,大门前依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说实话,作为跑图书馆抢座位的过来人,我对此并不感到讶异。所谓“抢座位”,是指在图书馆的自习室或阅览室占有一个看书学习的位子,而同学们当年抢占的首选目标就是“大自习室”。

  “大自习室”即旧馆“南天井自习室”,400多平方米的地方,14张大阅览桌摆成七行,设280个座位,仅留下了狭小的过道。不仅人多拥挤,而且四面有楼层包围,严重影响通风和采光,冬不保暖,夏不隔热。

  不用说,这间自习室是图书馆面积最大可又是条件最差的阅览空间,而对同学们来说,却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首先是那里空间大,容易找到座位,若当天没有课,早晚可以稳坐一天。还有一个原因,是图书馆及读者群形成的特有氛围,这一点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

  随着新馆建设的进展,这间“大自习室”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讨论内部布局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新老馆各层连接处,都有一条大过道,如何利用?

  我看了那么多欧美国家的图书馆,收获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

  于是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已经消失的那间“大自习室”,可这里开间更大,宽敞明亮,冬有暖气,夏有空调,两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可增设的座位必定十分可观,这岂不是再理想不过的开放式阅览大厅吗?

  大过道开辟成阅览大厅,果然受到了同学的热烈欢迎。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你看书,我看书,你看我看书,我看你看书,整个大厅,一片寂静!

  我顿然领悟,就像北大人是流动的,北大精神光芒不灭;北大校园也并非固定不变,北京沙滩-云南昆明-西郊燕园;北大图书馆也变动频频,从红楼-西南联大“茅屋草舍”到燕大图书馆旧址,再到1975年新馆和1998年新大馆,但北大精神形影相随,一路传承,不断发扬光大。

  大一的时候,我加入《北大青年》报社,到了毕业的时候,我被同学邀请写一个我在北青的故事。在北青的故事从哪里说起呢?想想可能还是要从“写故事”这件事情本身说起。

  2016年春夏之交,我们通过一篇叫《骑着摩托的台湾小王子》的文章了解到,哲学系的尤文瀚,开始一个人骑着摩托车进行环华旅行。不过,与其说是旅行,说成“流浪”可能更合适。

  那篇文章里,尤文瀚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盒饭,在沙漠里扎个绿色帐篷睡觉的照片把我逗乐了。我感觉这个男生要是做个选题,一定能挖出故事来,说不定还能让他火一把。但没想到的是,我们正式见面已经是2017年的3月初。

  他自己讲了2016年12月接受手术的情况,当时切掉了肾脏上的肿瘤。这不是他第一次切肿瘤。由于患有罕见病VHL综合症,尤文瀚会血管增生,并且不断长出肿瘤,27岁的他已经知道,离死神找他的时间,只剩下20年。

  我们谈的时候很小心翼翼,但他自己却很坦然,甚至觉得疾病给予他了“执掌命运的勇气”,“他不想再按照固定的模板度过一生,因为那不是自己喜欢的方式”。

  环行途中在赛里木湖遇到一只在公路边瑟瑟发抖的小鸡,不想让它变成“大盘鸡”,尤文瀚干脆带着小鸡仔一起旅行,还给它起了个名儿叫巴图尔·赛里木,意思是“赛里木的勇者”。这个时候,我不再像最初只是想循着环游中国的噱头,让尤文瀚“火一把”了。

  尤文瀚很喜欢的一句话是:“我虽不奢求那般诚挚的灵魂与崇高的理想,但必须成为一个好人,能够有敏锐的心思去感受贫穷与困苦,在他人的苦难面前选择伸手而非转过头去,同时,具有面对现实、忠于理想的勇气。”

  吴一凡,2017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生,《中国新说唱》总决赛百名说唱歌手评审,北京大学说唱社发起人

  童年的大太阳街角的旧篮筐,清晨的早市场孩子的好时光,小食堂的烤翅膀堆积不少脂肪,最害怕考智商罚站在老师旁。

  青年埃尘落定依然才能过硬,来了北大那么多梦不唱怎么才能说清,所以听着伴奏悟通彻写下爱的作品,停下伴奏做功课时也把麦克握紧。

  成立北大说唱社就算只有几个人听,我们从来不旷课 flow随知识即刻更新,爸爸说我读书不用功但我用我绩点澄清,妈妈说别做无用功可他们都被我迷住神经。我登上新说唱的舞台结识年轻的天赋,新鲜血液穿过荆棘阻碍穿过重重烟雾,在北大受挫也在这饱读诗书出口成章,北大塑造我我用说唱为北大争光。

  来我身旁立足修炼称王气度,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深藏技术,逐渐增强力度享受疯狂嫉妒,占领整张地图让街头衡量艺术,我和PKU的战士们昂首以待,我们为了一个梦想同仇敌忾,请等着这个圈子开始从头洗牌,等着中国高校rapper携手同走起来。

  俞辰捷,2015级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北京大学第三十五届学生会(中调前)常代会副会长。

  我是通过保送进入的北大,很惭愧,还顶有一个当年的所谓世界第二的虚名。我记得那年的数学国家队还算是一个焦点事件,在公众间短暂地激起了一些风浪;我也记得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好像是那样的千篇一律——走这条路,是因为我热爱着数学。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数学奥林匹克,整整学了12年。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学生会,所以对所谓的“搬砖”有一点排斥,后来却逐渐找到了意义所在。后来在学生会常代会的工作中,我开始接触权益,我开始认识到了学生会除了活动还有另一番不同的模样。这不同的模样下藏着的内心却是相同的——也许是为了奉献,又或者只因情怀。

  有时候真的挺累的,会发圈抱怨,然而flag立了总是倒。因为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东西圆满画上句点的那一刻,实在是比鸡血有用得多。

  常代会需要对剧星风采大赛监察,以观众的视角去纵观整个比赛是否圆满得当;而我同时作为一个参赛者,又看到了台下所看不到的点点滴滴。

  每个剧组配备了十几位跟排,他们需要参与到剧组的彩排中,灯光、道具、音效都需要他们对剧本的进度了如指掌;在舞台的后台,除了略带紧张透过幕布悄悄看一眼台上的演员外,更多的是拿着对讲机奔波忙碌的工作人员们;观众的目光都被舞台吸引时,还有许多工作人员疾步穿梭在观众席的后方;灯光师一手拿着台本一手控制着面光、耳光、追光的交错光影。

  我总觉得这像是一个小小的集市,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只是集市上用来交换的是钱币,而在这场比赛里用来交换的,是一场场话剧的圆满落幕。

  我们怀揣着为更多同学服务的一腔热情,满携着把这个组织变更好的情怀,然后付出。实话说,学生会的工作经验不见得能给我们未来的职场生涯带来多少裨益;但我们能够得到的“回报”,好像是一种说不太出的情感上的馈礼。

  从北大附幼、北大附小,到北大附中,再到北大,他人看着“不可思议”,可自己走下来也只是觉得“顺其自然”,是一种生活本该如此的“理所应当”。

  不止一次遇到人们关于“一直身处北大环境中的感受”的疑惑,但我多番寻思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答案。“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这大概就是我最深的感受了。

  我母亲是北大的教师,自出生起,我就没有踏出过“北大”这个词语的天下。有北大发给教职工的电影票,有游泳馆的优惠,有放学后和三五同学在五四操场的奔跑。

  累了,再去农园和刚下班的母亲吃晚饭——北大,是和柴米油盐一样的日常。把孩子送进附幼、附小和附中是父母们的主要选择。我初三考进了学校办的第一届“衔接班”,填高考志愿时也自觉更适应北大的学风,便也就顺理成章地继续着这个缘分。

  我的人生在这五公里内展开,但这五公里,早已给我的人生涂上了足够绚丽的色彩。我很喜欢这五公里,很喜欢北大,如果让我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想我不会犹豫。

  打印店里,我遇到旁边的同学正在打印爸爸的课件;选修课的授课老师是同学的父母;在园子里谈恋爱,不知什么时候就被父母的同事看到,再偷偷地告诉他们。

  是家也是学校,是职工家属也是在校学生。身份的切来换去,给我的大学印象涂上了一层特有的戏剧性。对传奇的司空见惯,对伟大的伸手可触,让我理解但难以共情于周围人的大惊小怪,但是,我能体会到那种幸运。

  和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从小就对我要求严格。他们不是改革派,观念较保守,走的是中规中矩的路。家庭生活平凡到有一丝单调,从没有一家人一起去过电影院。

  这十几年,我按部就班地读书升学,一直扮演着“养在春闺人未识”的乖乖女的角色,进入北大的那天是我的解放日。

  或许是迟来的叛逆期,上大学的我开始弥补小时候错过的所有美好的惊喜的疯狂的痛快的经历。在中关村北大街上来来去去兜兜转转了14年,我想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所以,我没有参与保研,而是选择毕业之后出国留学。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回到这条街上,不过现在我想暂且离开。北京太熟悉了,可人总要孤独一阵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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